刘洪波专栏作家Columnist专注于世态观察

今年的圣诞节，湖南有高校学生身着汉服，在长沙太平街举牌抵制。近年，类似的事情不止这一起，舆论反应都有一些，但总体还算温和。大概，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这样，只要不是面对极端行为，人们往往是各自便宜行事的。

圣诞节是基督信仰体系中的节日，在中国，它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信仰而出现，值得怀疑。它的实际用途，一是“全球性文化”的符号，二是商业行销的节点。作为文化符号，它使许多人趋之若鹜，以此便捷地对接全球“主流”；作为商业节点，它成为商家调动消费潮流的机会。那些装扮出的圣诞老人，自身未必有基督信仰；参与其间的人们，很多也只是为了娱乐。

中国式的圣诞气氛，成了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式的东西。

一种信仰传到一个新地方，总不免被本土化。东正教改变了天主教，这是例子。利玛窦等传教士要说服教廷，在中国传教必须尊重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在反偶像上作些妥协，这也是例子。何况今日中国的圣诞节，很大程度上还不是信仰性的，它在中国落地，分明伴随着赤裸裸的商业化、时尚化利用。

不过，在传统的守卫者那里，骡子化圣诞还如此热闹，可能正是很大的挠心事，挫败感、焦虑感更为深重。骡子化圣诞是山寨的，甚至是粗鄙的，但就算是这样，它仍然调动了人们的热情，造成了若痴若狂的年末效应，使圣诞祝福多过了元旦祝福。

很多学者对这种焦虑进行劝解，说圣诞节只是显示一种开放态度和多元取向。但如果是这样，何以解释只有基督信仰而非别的信仰在中国形成了狂欢的机会？圣诞节的浓厚气氛，后面的支撑点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版图。文化殖民有时是通过强制性的文化改宗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意义的塑造让人主动接受。

有的学者说，不应排斥圣诞节，而应思考怎样加强中国节日的文化内涵。这可能有反求诸己的意思，但其实属于迂阔之论。当下中国的圣诞狂欢中，文化内涵难道就充足吗？其实它也是不足的，甚至是单调的，但它可以满足时尚、先进等想象，这就够了。

其实，传统作为一种仪轨，原本无需太着意去增加文化内涵，一个东西重复上千年，文化内涵还有什么不足的呢？今日很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的绝对量有多丰厚，人们为之着迷，不过因为一点点文化的异样感、时空错置感罢了。

圣诞节、情人节等外来节日的兴盛，本质上不是其文化内涵更充分的问题，而是不少人视之为“有文化”，而它之所以被认为“有文化”，不过是其文化上的优势位置被认可。这种优势是循着商品消费、文化时尚、政治格局、价值竞争等多个轨道而到来的。

骡子的圣诞，被津津乐道地庆祝，是当下一种文化现实。穿着汉服举牌反对过圣诞节，显示了一种草根性的文化觉悟。这觉悟有多深，难说；有多强，难说；有多坚定，难说；表达中是否有表演，也难说。但汉服的出场是有意思的。

汉服是一种符号，在反对过圣诞节的现场，另有一群人装扮成圣诞老人，穿着大红衣，戴着大白胡须，那也是一种符号。这两种符号的对抗，并不对等。我们的生活中从来不曾出现“汉服”，有时戏台上会出现那一类型的古装。从生活角度来说，汉服很是虚拟，并不真实。而圣诞老人呢，是每年都会例牌出场的真人秀，它已经成为骡子化圣诞节生活的一部分。

举牌反对过圣诞，即使是表演，也是文化焦虑。值得思考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图景很难说有明确的“中国性”建构，全球性、世界性取代了中国性的位置，因此，人们既不足以用生活中的文化现实来确认“中国”，也拿不出活着的可供弘扬的传统，于是即使反抗，也只拿得出虚拟的汉服。

骡子化圣诞固然没有深度，虚拟汉服却是不真实的，就连反抗都拿不出真切的符号，这不能不说是深重的悲哀。

刘洪波专栏作家Columnist专注于世态观察

今年的圣诞节，湖南有高校学生身着汉服，在长沙太平街举牌抵制。近年，类似的事情不止这一起，舆论反应都有一些，但总体还算温和。大概，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是这样，只要不是面对极端行为，人们往往是各自便宜行事的。

圣诞节是基督信仰体系中的节日，在中国，它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信仰而出现，值得怀疑。它的实际用途，一是“全球性文化”的符号，二是商业行销的节点。作为文化符号，它使许多人趋之若鹜，以此便捷地对接全球“主流”；作为商业节点，它成为商家调动消费潮流的机会。那些装扮出的圣诞老人，自身未必有基督信仰；参与其间的人们，很多也只是为了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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