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9月1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018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如是强调。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改革开放见证了一幕幕民生愿景汇聚成美好实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民生事业如何更有作为？会议期间，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专家学者及企业家代表直指痛点、厘清方向，共话高质量民生着力点。

改善收入分配，让利于民

在题为“收入分配与阶层流动”的分组会上，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陈宗胜在发言时坦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从2008年之后已处于下降通道，但目前收入分配格局呈葫芦型结构，还远未达到理想的橄榄型。

“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用基尼系数衡量的，可以发现，结果不平等正在逐渐得以改善，但机会不均等仍严重存在。”陈宗胜认为，如今各项改革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城市内部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等普遍呈现下降趋势，但降幅较小。

在陈宗胜看来，城乡隔离、二元经济是最大的机会不均等。此外，还存在地区之间的严重障碍、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基于此，改革政策仍需再发力。

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但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如何使最低端的脆弱人群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迪帕里·坎纳指出，确保社会流动性需保持经济稳定，以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在稳定的基础上，还要帮助脆弱群体获得更多自我赋能的机会。

“当转移支付增多，基尼系数就会降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分析认为，OECD国家用4.2%的GDP做转移支付，中国仅为1.1%。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核心原因在于转移支付不够。因此，要建立长期稳定的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

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同样认为，需要打破固化的圈层关系来增强流动性，让更多人有机会改变自身命运。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两极分化严重，而夹在其间的中产阶级也值得关注。他指出，很多中产阶级家庭背负着高杠杆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车贷房贷、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这“三座大山”。

在另外一场围绕“缓解中产阶层焦虑”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认为，中产阶级的焦虑来源于两点：从自身角度讲，既希望有财富去消费，也希望有闲暇去娱乐，由此“有钱”和“有闲”的矛盾积累难以缓解。同时，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无力感更是加重了焦虑情绪。从社会层面讲，当前风险管理体制仍不完善、到位，抗击风险的能力虽有提升，但风险与日俱增。

他建议，要同时从多方面对不同焦虑原因采取针对性举措。如社会性焦虑，需要建立社会的诚信机制，建立向善的社会体系。

“焦虑是中产阶层成长中的烦恼。”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总结了焦虑形成的重要原因，即中等收入阶层在基础夯实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体现在，一是中产阶层的形成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而自2012年开始经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下降。高速增长阶段所置房产需要还贷，高速经济时代形成的消费习惯要延续，但中产基础并未夯实，焦虑在所难免。二是中等消费能力的形成得益于经济投资变化，当前大部分中产阶级是通过教育获得人力资本，通过找到好工作过上体面生活。基于自身经历，同样希望子女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但现实中就学问题带来了诸多压力。三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得益于就业机会的扩大和提升。据统计，2017年末我国就业人员总量达7.7亿，比1978年增长3.7亿，且第三产业队伍占比达45%。多国统计数据表明，新科技的运用会导致就业矛盾的激化，高端就业和低端就业保持不变甚至扩大，而中端就业大量流失，中产阶级更多来自中端就业岗位。因此，就业的不确定性也加速了焦虑。

基于此，赖德胜建议，要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从长远看，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优质资源供给，缩小供需缺口，为人们提供稳定预期。要提高就业质量，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就业机会，提高职工就业和创业能力，帮助职工适应新环境、新岗位的培训，应该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另外，工作的安全稳定性和灵活性两者间也要实现平衡。

上一篇：A PRAGMATIC PARTNERSHIP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