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一种全新的发展形态，与我们过去的认知完全不同。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好地总结了这一趋势。

这种趋势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新技术突破仍待时日，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状态；发达国家传统刺激经济回升的手段几乎穷尽，没有余地再使经济回归高速增长；发达国家企业财政普遍吃紧，债务积累成为未来的隐患；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负担，削弱了这些经济体的消费能力。因此，低利率或负利率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常态”。

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指数全面恶化

2019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经济将增长3.5%；6月时，把预测降到了3.2%；10月时再次把增长预期降到了3%。研究国际经济学的人士中有人认为，世界经济增长降到3%以下时，世界经济就进入衰退期了。按照IMF的解释，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贸易战导致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影响到市场的预期与投资者的信心。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的初衷是想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本土，结果却使美国工业企业对本土的投资下降了超过38%。贸易战打破了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让许多企业都放慢了投资的步伐。跨境投资受贸易战的影响最大，2019年跨境投资的下降证实了这一趋势。可以想象，东亚其他国家的跨境投资都会因此而放缓。

投资下降，导致经济增长也随之下降。2019年，在发达国家集团内，除了美国有2.3%的经济增长外，日本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表现乏力。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从2019年第二季度起增长率也下降到1%以下。美国政府原来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是3%，结果贸易战使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只有2.3%。换句话说，贸易战让美国的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因此，事实无法证实特朗普总统所声称的，贸易战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

美国经济从表面上看有不错的增长，但背后却是金融泡沫的腾起。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给企业减税，也对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收益做了一次“大赦”，即只要交一笔不太高的税，从海外汇回的利润就合法了，而且不需要以后每年都交。这些措施使美国企业手中的现金流大增。但随后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使这些美国跨国公司不知如何投资，因为在全球生产链中，美国只是一小部分，如果从海外进口零部件需要加征很高的关税，这些生产链就构建不起来。于是，美国企业便拿这些现金进入股市投资，主要是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企业回购自己的股票推高了股票价格，这反过来影响到股市的行情，促使更多的机构与个人参与股市投资，让股市更加“繁荣”。企业回购自己股票的好处是，美国企业高管的报酬与公司股票的价格成正比，股票价格越高，他们分的奖金就越多。2018年以来，纽约股市上80%的活动是企业回购股票，这使股市繁荣的景象逐渐变为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由于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美国债市上的利息也奇低。许多企业在债市上发债，低息融资后再去“炒”自己的股票，形成了所谓“良性循环”。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金融泡沫基础上，企业经营的利润没有大幅增长。许多企业、包括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收益远超过它们的经营利润收益。这不由得让人想起2001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前的股市表现。当时，像“安然”公司那样的大能源企业，主要收入也靠在金融市场上的赢利。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它们刺激经济回升的手段却基本用尽。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欧洲与日本已经在实行名义的负利率。当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美国股市的恐慌后，美联储迅速把利率降到了零，还采用了更加激进的“无限宽松”买入债券政策，给市场提供“无限的流动性”。这种决定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因为此时市场机制完全失灵，一切都由央行来决定了。这么大程度的保障，美联储的确给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但却制造出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失去了市场作为奖惩机制，企业可以对自己发行的债务不再负责任，反正最后会有美联储全部负责收购。从短期来说，美联储的这种决断能够制止市场恐慌；但从中长期来看，它是严重破坏市场的行为。

尽管特朗普总统几次要求美联储也实行负利率，但美联储并未采取这种措施。尽管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都实行了负利率，但这些政策只对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展期有一定帮助，它未来制造出来的麻烦可能会更多。比如，在日本和欧洲，负利率对刺激投资和消费并没有产生太大作用。相反，负利率会让那些国库券的大户养老基金等社会福利基金陷入困境，因为它们本是国债市场上的大买家，而央行的负利率造成国债的利息奇低，它们也没有什么投资收益了。本来，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机构，有的机构需要投资收益不太高但很稳定的长期债券。但随着负利率成为常态，各种金融机构都不得不去冒更大的风险，金融乱象未来可能会更多而不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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