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峰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石化、北汽福田、北京燃气、广西柳工等企业特聘专家。长期以来致力于职业教育、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在《光明日报》等各类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出版专著3本，参与国家级研究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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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离开家乡越久，对于家乡的思念便越是深切。回家，过年；过年，回家，这是一种寻找的方式，也是一种回归的方式。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方式的改变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东西。这种传承关系到文化，也关系到血脉。我们常说，吃的是文化，穿的是品味。“档次”一词讲的更多的是消费中我们内心的感受。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市场中的感性。经济学中一开始就讲到“经济人”假设，认为市场中的人都是理性的，但现实中很多时候，人是感性的，经济中也如此。

浓浓的“年味”“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原来读余光中的诗，读来总是满满的惆怅，满满的悲伤。在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的今天，当距离不再成为距离，我依然思念着我的故乡：“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乡愁》席慕容）回首望去，依然人潮涌动的春运，依然行李箱中装满沉甸甸的思念与牵挂。回家是一种仪式，它告诉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愈久弥香，提醒你为这个家以及这个家里的人做些什么。乡亲与亲情是一种传承，一种早于市场却又时刻改变着市场的存在。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小家”与“大家”之间，争执着“小我”和“大我”。其实，人首先是“社会人”，然后才可能是“经济人”。在年货市场上，红色更能激发人们美好的憧憬，感性超越理性，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感性——心灵的支点读过近代经济史的人都知道，1905年，简照南、简玉阶两兄弟在香港创办了南洋兄弟烟草。十几年下来，在英美烟草的打压下，走得很是辛苦。尽管从后来的发展看，简照南的一些做法似乎更符合市场规则，如与英美烟草接洽合并等，这些似乎也是避免兄弟烟草走向覆灭的唯一方法。但在当时，这些做法在家族内普遍遭到反对。简照阶认为，即使这一交易从长远来看是有利可图的，但它也是不道德的。“违背爱国原则”成为一条他们不能逾越的准则。兄弟烟草在简照南去世后，不久就趋于消亡。在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经营者能够“以义节利”，确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很是典型。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撤退”的宜昌大撤退（早于1940年的敦刻尔克撤退），发生在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大量的物资囤积在宜昌急于运往重庆。在短短的40天内 （长江枯水期前），大家同仇敌忾完成了全部人员和2/3物资的转运。当时，承担主要运输任务的是一家叫民生公司的私营企业。用这家公司老总卢作孚的话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跌荡一百年》吴晓波）中国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比之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无二致。为此，卢作孚损失了400多万元，在做出舍与得的决策时，感性再次占据了上风。

家与国小学四年级的课本中介绍过陈嘉庚的故事。他是一位孜孜以求的实业家，一位舍身为国的华侨，更是一位宁舍大厦、不舍厦大的热心教育人士。在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曾做出“出卖大厦、接济厦大”的决定。他在家乡曾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利、农林等学校，还开设了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馆、医院等，建成了远近闻名的“集美学村”。黄炎培先生曾感叹：“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其实，在陈先生之前，投身教育的实业家已有好几位。出身状元的张謇，希望通过“父教育、母实业”的方式，将家乡南通建成一座模范城市。为此，他先后建成了南通师范、博物苑、更俗剧场、俱乐部、女工传习所等。他的生活十分节俭，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客人，不杀鸡鸭。他觉得：“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前文提到的民生公司卢作孚也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实业家。自1927年，他先后在家乡——重庆的北碚建起了学校、医院、科学院和植物园，“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成了继南通之后的又一个“全国模范之地”。他希望在这一模范之地能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院，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 （《建设中国的困难以及必循的道路》卢作孚）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里，围着破旧桌子的是一些坡脚的旧式木椅，餐桌上是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这与他创立的实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高远境界。 （《跌荡一百年》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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