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背景下，很多亚洲经济体都出台了推动数字经济转型的新举措，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以及国际数字合作等多个方面。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5G建设成为新亮点。2020年3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全力推进5G网络建设、应用推广、技术发展和安全保障，2020年，中国新增了58万个5G基站，累计建成5G基站总数达71.8万个，日本、韩国等也制定了扩大数字基建投资的计划。在数字产业化发展方面，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作用凸显，大数据产业和物联网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大，人工智能发展也驶入快车道。例如，2020年8月，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5个部门发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0月，韩国政府发布《人工智能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等。在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数字文化产业、“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旅游”等蓬勃发展。在数字化治理方面，数字化公共安全联防联控、数字政务规范化管理、城市设施智能化升级、数字市场竞争等稳步推进。在国际数字合作方面，一些涵盖数字经济合作的区域和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进展。2020年4月，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部长特别会议，就运用数字技术加快新冠病毒相关研究、增强商业活动灵活性和创造就业机会等达成共识;6月，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签署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6月，韩国与新加坡宣布启动数字伙伴关系协定(KSDPA);8月，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签署数字经济协定;11月，中国、东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签署包括电信服务、电子商务等内容的RCEP。

疫情让各国更加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的价值，并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将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之后影响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关键力量，也将与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更加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

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也成为各地发展重点和主攻方向。

但整体而言，仍然存在一些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

数字产业基础和技术支撑不够坚实。我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工业软件等工业基础领域，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仍然较为薄弱、缺乏竞争力。在不够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技术支撑下，数字经济发展难免缺乏安全稳定性，面临着被外部势力制约、冲击的风险。这警醒着我们要重视数字技术创新，不遗余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数字经济渗透率尚待提高。202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达到了8.9%、21.0%和40.7%，较2019年分别提高了0.7、1.5和2.9个百分点；但发达国家在2019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就已达到了13.3%、33.0%和46.7%的水平，均高于中国。

相关制度建设较为滞后。近几年，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却未能跟上，出现了制度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的转化面临阻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并从“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等四个方面对未来5-15年数字中国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可以预见，未来数字中国建设将会进一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处于最为基础性的地位。

纲要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创新驱动的三个关键指标，并将其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20个主要指标之一，预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从2020年的7.8%上升到2025年的10%，这是国家规划纲要中首次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纳入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不仅充分表明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决心，更凸显出中国对创新的重视前所未有。

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助力数字中国建设，必须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制约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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